合肥，韩国最害怕的城市

合肥风投的核心价值，在于它让那些曾受制于人的产业逐步拥有了自主权。这座城市，或许正是韩国最担忧的对手。

近日，马斯克转发了一篇韩国财经专栏，其中提到韩国存储芯片的繁荣可能在2029年面临供应过剩，仅剩2-3年时间发展新产业。马斯克则回应称，中国将于2028年大规模生产RAM。

显然，他指的是合肥的长鑫。在透露4F²架构的DDR5计划于今年年底推出后，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光的股价应声下跌。有分析师认为这种抛售反应过度，但从韩国角度看，这种“恐慌”并不意外。毕竟，合肥并非首次触动韩国的利益——十几年前，它曾撼动韩国的液晶屏市场，市场应激反应实属合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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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人的敏感，源于合肥的发展路径与当年的韩国如出一辙。而韩国正是靠这种模式，将竞争对手淘汰出局。

2008年前，韩国在LCD液晶屏领域是绝对霸主。当时，中国虽生产全球最多彩电，但在高世代液晶面板上几乎空白，每年需花费巨额外汇进口。京东方处境艰难，此前在北京的5代线连续两年巨亏，资产负债率高达90%。它一直想建6代线，却因夏普搅局迟迟未成，直到2008年成都4.5代线盈利才重启计划。

这给了合肥机会。2008年，合肥地方财政收入仅161亿元，面对总投资175亿元的6代线，经济和政治风险极大。但合肥政府毅然决定，承诺为最多90亿元资金托底，并协助完成85亿元贷款，解决京东方的后顾之忧。这一投资后来被证明气魄十足且极为成功，奠定了“风投之城”的美誉。

2010年6代线投产后，合肥逆周期加码，先上8.5代线，2015年又开建全球首条10.5代线，2018年实现量产。高世代面板厂不仅解决了国内需求，更关键的是重构了供应链。早年京东方被戏称为“替国外打工的组装厂”，大部分利润被上游供应商吞噬。但随着产能扩大，凭借庞大需求，京东方获得了谈判筹码。例如，核心供应商康宁为降低运输成本，紧挨京东方建了10.5代玻璃基板厂，众多国产供应商也纷纷在合肥建厂，极大压缩了国外厂商利润，最终形成千亿级产业链。

随着国内面板厂集体放量，全球LCD产能快速扩张，面板价格在2018-2019年暴跌超30%，韩国厂商液晶业务日益艰难。2022年三星显示退出LCD生产，2025年LG显示将最后一座广州液晶厂卖给TCL华星，正式宣告韩国在LCD领域被挤出牌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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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面板是韩国工业的一条胳膊，那内存就是其经济的半条命。长期以来，全球95%的内存市场由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光三家掌控，仅韩国两家就占七成份额。

国内曾试图打破这一局面：2015年紫光欲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光，遭拒绝；福建晋华花数百亿与联电合作建厂，2018年被美光起诉并遭美国断供，产线停摆。现成的买不来，自建也困难重重。

此时，合肥再次挺身而出。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带着造内存的想法来到合肥，连一条产线都没有。合肥直接拍板，签下180亿元首期合作协议，兆易创新投入36亿元，剩余144亿元由合肥旗下国资平台合肥产投承担。合肥划地、给人，助力长鑫在专利封锁中逐步建立技术体系。

2019年，长鑫取得突破，开始量产主流DRAM芯片。但恰逢全球存储周期下行和良率爬坡，卖一颗亏一颗。依靠地方国资、国家大基金及后续多轮融资持续输血，长鑫才未停产。甚至在2022-2023年存储最惨烈的寒冬期，长鑫三年亏损300亿元的情况下，仍逆势推进合肥二期晶圆厂建设。

此后，AI算力东风带动内存需求暴涨，长鑫成为香饽饽，合肥也再次站在聚光灯下，成为城市发展范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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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韩国半导体崛起史与合肥对比，会发现两者路径相似，且合肥更进一步。

第一条：敢在低谷砸钱。内存和面板是强周期生意，价格好时人人分羹，下行则全行业亏损。它们还有一大特征：产能越大、工艺越新，单位成本越低。因此，企业生死往往取决于下一轮复苏时，谁能拿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。亏损时，多数公司砍预算、缩产能、降研发，而三星恰恰相反——趁低谷扩产升级，等行情一来抢市场。从1985年起，三星每年投入数亿美元于内存，1992年推出全球首款64M内存，超越日本成为DRAM市场第一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它故技重施，内存价格雪崩之际，三星反将产量翻倍，导致德国奇梦达2009年破产，日本最后一家内存厂尔必达三年后倒闭。

这就是“胆小鬼博弈”：两车相向而行，比谁先打方向盘。而合肥在“不打方向盘”上，比韩国更坚决。无论京东方还是长鑫，在逆周期长期亏损时，合肥都坚定不移支持，拉投资、投产下一代产品。韩国财阀的反周期手段有一个前提：对手受制于商业银行信贷和股东对亏损的容忍，包括他们自己。但合肥不同，其目标不只看利润，更看重能否获得新产业并形成产业链。只要技术在进步、产业在形成，合肥就会继续。

因此，2022年下半年全球消费电子雪崩、DRAM价格腰斩时，三星和海力士选择集体减产保价，而长鑫因合肥和资金支持，大量买入设备，持续推进新厂建设。试想，若合肥和长鑫当年像传统公司一样在巨亏时退缩，缩减开支、停建北京厂和合肥二期，那么2025年长鑫便不会有充足晶圆产能承接泼天富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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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：自己给自己当客户，保底市场。晶圆厂或面板厂这类百亿级投资，最怕无人购买。产线刚开时工艺和良率不成熟，品牌声量不足，客户不愿冒险换供应商。没有大订单，工厂易被库存和折旧拖垮。但三星不仅做芯片和屏幕，还卖电视、电脑和手机，这些部门就是现成保底客户，有自家订单兜底，才能熬过市场寒冬。

合肥则将这一策略提升至城市层面。早年合肥GDP仅排全国第82位，为发展，2005年定下“工业立市”，引进海尔、美的、格力、TCL等家电巨头建基地，加上本土企业，逐渐形成全国最大家电组装产业。当接盘京东方6代线时，合肥已有足够企业消化其早期产能。屏幕产业壮大后，合肥又用上一代产业喂养下一代：面板厂需要驱动芯片，本地京东方成为2015年引进的晶合集成的客户。长鑫和汽车产业也是如此。

此外，合肥背后有国内庞大制造体系支撑。三星让下游部门成为客户，合肥则通过产业聚集，让多个企业在城市内配套，这些企业又受全国订单托底——电视需面板，电脑和手机需内存，新能源则增加屏幕和芯片用量。

更重要的是，模式虽相似，但韩国当年为帮企业扛低谷，虽赢下牌局，却制造出绑架国家经济的财阀，甚至被称为“三星共和国”。而合肥则跑通一套退出机制：政府只在早期雪中送炭，待企业能自我造血后，国资通过转让、回购和减持退出，收回资金投资下一产业。例如，2022年底，京东方花69亿多元从合肥国资手中买回10.5代线28%股权。收回的资金可继续投资，已建成的工厂和培养的人才则留在合肥，成为城市产业一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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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，这体现了合肥与普通投资机构对“回报”定义的区别。都说合肥是风投之城，但若仅从风投视角看，只会看到它投中哪些企业。对合肥而言，投资只是手段，目的是让投资成果成为下一轮产业发展的起点。

当然，说“韩国最怕合肥”是玩笑话，并非指京东方和长鑫已全面赶超。三星在高端OLED领域仍占优势，韩国双雄在高附加值HBM内存上也有深厚护城河。无论京东方还是长鑫，在这些高端领域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不过，合肥风投的意义在于：让原本受制于人的产业逐渐拥有自主权，让“卡脖子”者卡起来不那么轻松，抓住竞争对手每一个喘息空档，往前走一步、再走一步。大家都在羡慕合肥站上风口，但世上哪有百发百中的神仙风投？所谓奇迹，不过是一座城市瞄准中国产业链缺口，用几代人的工业家底和容得下亏损的雄心，在别人不敢坐的冷板凳上，坐到了天亮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IC实验室”（ID：InsightPlusClub），作者：IC实验室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亚博体育（中国）官网 - 亚博系列全平台入口-YABO SPORTS。